|
马钰（右）和变性人
马钰，男，37岁，山西长治人，199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曾任海南三亚广播电台记者兼主持人，现为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3年年底至1994年年初，马钰连续一个多月深入追踪报道海南民工问题，促成三亚政府部门对民工的重视，他也由此被媒体称为“国内第一个关注民工问题的记者”。1995年，马钰随团中央到西沙群岛采访，其披露守岛战士酸甜苦辣的专题节目《西沙情》在国内引起轰动。一个偶然的机会，马钰结识了一些变性艺人，为了解变性人复杂的心理，马钰放弃了自己如日中天的记者主持人舞台，考取中科院心理所研究生，专门从事变性人心理研究。他从事的课题被中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心理学家尹文刚评价为“填补了国内心理学研究的空白”。
踏上家乡的土地，他就想流泪
已离开电台主持岗位的马钰依然保持着主持人惯有的风度和举止，他抑扬顿挫的腔调和潇洒大方的形体语言，秋日的午后在中科院心理所美丽的校园内，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者：马老师，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马钰：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老乡，并希望通过你，向所有山西的，特别是长治的父老乡亲问好。
记者：离开山西将近20年了，你对老家还保留着很深的感情，作为老乡，我很感动。
马钰：我的童年以及小学、中学时代都是在长治度过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路一桥都深深烙在了我的心底。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为自己是山西人、长治人而自豪。
现在，我最敬爱的母亲和兄姐还生活在家乡，一有机会，我便回去看望他们，一踏上家乡的土地，看着窗外熟悉的山山水水，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总会莫名地想起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记者：大学毕业后，你为什么选择了去海南？
马钰：为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我义无反顾地去了海南。但是我觉得这与我爱山西长治老家并不矛盾，表达对家乡的情感有许多方式，并不是呆在原地就是爱家乡。
他曾经是“三亚市优秀记者”
记者：做记者和主持人是你喜欢的职业吗？
马钰：绝对是。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南省三亚市贸易局工作。后来，三亚市广播电台要上经济节目，招聘记者兼主持人，经过初试、复试等一系列严格的考试，我被录取了。
为了干好这份工作，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我本名马丛德，当时我主播一档社会经济类节目《天涯经济潮》，播音名是马钰，受众反映很好，领导信任，采编播我一人做。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要做就做最好。当时我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面，拼命学习看书，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流。相对于记者，主持人则更考验人的说话水平和应变能力。为了应对来自听众的各种刁钻古怪的提问，我经常给自己出题，或者请人给自己“制造难题”，如果在播出中观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如何回答。后来，训练的时间长了，面对听众的提问，我几乎都能从容应对。
记者：在你的记者生涯当中，你最自豪的事是哪一件？
马钰：当然是海南三亚民工事件了。那天晚上我做完节目下班回家，发现宿舍附近的马路两边，横七竖八坐着、躺着很多人，职业的敏感让我走近了他们，原来是来自河南、安徽的近百个民工，介绍人在内地收了他们每人500元的中介费，答应帮他们在海南找工作赚大钱，但到海南后介绍人突然卷款逃之夭夭，淳朴老实的民工兄弟们突陷困境。第二天的节目中我打破常规，对这一事做了专题报道，引起市民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民政部门解决吃住，劳动部门解决工作，想回老家的由交通部门送回，追踪报道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三亚是一个国际滨海旅游城市，出点啥事影响挺大的。以后媒体有关民工的报道，在1996年才出现，我的报道较其他媒体提早了两年多，没有想到，确实让我挺自豪的。在此，我得感谢我们的民工兄弟，是他们给我成长的机会。
记者：1995年到西沙群岛采访呢？据说你披露守岛战士酸甜苦辣的专题节目在国内引起轰动，许多人被感动得哭了。
马钰：这件事也是我记者生涯中的一个亮点。1995年我有幸随团中央到西沙群岛采访，到了岛上后，我被战士们质朴爱国的精神打动了，他们长年驻守着海岛，生活艰苦，内心寂寞，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每天用嘹亮的歌声迎朝阳送落日，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守岛战士那纯净的眼神。但遗憾的是，就是在这里，也有一些不正之风，我用作为记者特有的敏锐，记录了战士们的酸甜苦辣。回来后，我用一周的时间连续报道，确切地说是披露了海岛战士的酸甜苦辣，但我自己也没想到节目播出后，反响会那么强烈。
记者：这两组报道，让你赢得了“三亚市优秀记者”的荣誉称号？
马钰：怎么说呢，采编这两组报道，我确实下了很多辛苦，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获得“三亚市优秀记者”的荣誉称号，这两组报道的成功肯定有一定的因素。但我认为，一个“优秀记者”，他是需要各方面的综合素质的，比如，社会观察力、新闻敏感度、敬业程度等等，更重要的是对一切生命、精神的人文关怀和无私关注，不能一两篇报道成功了，就可以定格为“优秀记者”。
偶然机会，他结识了变性人群体
记者：就在你记者兼主持人事业正如日中天的时候，你却再一次做出选择，去学习研究心理学，这一次，同样没有犹豫吗？
马钰：没有犹豫，因为在我选择辞职以前，我和变性人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访问交往（包括和他们的家人），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在交往中，我越来越感到变性人生活的不易，他们身上凝聚了家庭教育、社会文化、遗传基因、神经心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最终，自我成长的需要和一种社会责任感促成了我再次转型，走入心理学这门很重要的学科。
记者：这种交往是怎么开始的呢？
马钰：结识变性人群体纯属偶然。那是1995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个东南亚华侨的电话，我曾经采访过他，彼此印象很好。电话中，他很急促地告诉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我帮忙。原来，他在三亚开了一家歌舞厅，那天晚上，歌舞厅的主持人临时撂了挑子，他没有办法了，情急之中，想到了我。
救场如救火。我很快答应临时上台客串一把，但就在上台时，我犹豫了，因为这个演员队伍中有不少变性人，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人妖”。别人上台后，只要极力渲染“人妖”表演怎么怎么好就行了。但是，我觉得“人妖”的字眼太伤害这个群体的自尊了。经过和演员简短的沟通，片刻的思考后，我上台了。拿着话筒，我说：“朋友们，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在人们的传统思想里，做男人就要血气方刚，做女人就要柔情似水。然而，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本是男儿身，却有女儿心，他们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他们也要养家糊口，穿衣吃饭，他们自认为是带着造物主的错误来到了这个世界，为了灵魂与肉体的合一，他们经过了大胆的、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转变。今晚，他们将以别样的风采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让我们走进他们真诚而独特的艺术世界，去认识、了解一群生活在我们中间，虽和我们不一样，但和我们一样热爱生活的人……”那天晚上的演出很成功，等我准备离开时，好几个变性人走上来对我表示感谢，他们说，我是世界上最适合当主持的人，大家簇拥着要跟我一块拍照。第一次在这种场合当主持人我也很惶恐，他们当中有些演员非常专业，能得到他们的肯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激励。那天晚上，我们聊得很投机。
可能是我的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歌舞厅主持，有了第一次客串的成功，以后我常常被请去做这类主持。这样，我认识的变性人群体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我，在与他们的交往当中，总是将自己变成一个听众，让他们尽情地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痛苦与无奈，他们也就把我当成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常把憋在心里许久的秘密讲出来。
记者：在这些变性人身上，你了解到了什么？
马钰：很多很多。他们复杂而又无助的心理活动、他们追求精神肉体统一的英勇精神，他们中很多人在做了变性手术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痛苦、他们的生存压力、他们渴望爱与被爱的个中滋味。这些人出生在不同的家庭环境，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接受的教育也不同，有着自己不同寻常的人生故事。
比如我认识的一个艺名叫思思的演员，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后，在变性的问题上与父母产生很大的冲突。他是家里的独子，手术后果可想而知，为此他曾经两次自杀，后来父母咨询了心理专家，为思思做了严格的心理测试，做了变性手术，父母为此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由于国内这类手术还不成熟，思思后来又到国外做了两次修复手术，其间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们平常人想象不到的，父母也有几年和他断绝了来往。但是，天下最伟大最无私的依然是父母之爱，如今父母已经用温暖的怀抱接纳了这个“女儿”。
有一位叫露露的歌舞演员，原来在辽宁省某歌舞团做反串表演，后辞职到海南做歌手，他以男歌手的本色形象演出，一场只有一百多元的收入，但反串一场则可以拿到六百多元的报酬。几年后，他攒足了钱做了变性手术，如今，“她”每晚赶3个场子，可以拿到两千多元的报酬。现在，露露负担全家人的生活支出，“她”也以此为工作的动力，但是家里人有段时间从不让“她”回家，苦恼中，露露常常用酒精麻醉自己。
还有一个叫西西的小帅哥，自己做“人妖”已经8年了，但还是不敢告诉家里人，也不敢回家，谎称在外做导游，“她”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作了经济的报答，只要有多余的钱，“她”就寄回家里。
他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空白
记者：在你看来，做记者和学习研究心理学，哪一个工作更有意义？
马钰：打个比方，做医生和律师，一个给人类以健康，一个给人类以正义，你能说出哪项职业更崇高吗？我觉得做记者和进行变性群体心理研究也一样，都是为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两者都有意义。而从我内心来说，中国差不多有60万记者，而目前进行变性人心理学研究的人可以说只有我一个，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进行心理学研究还是值得的。
记者：后来，你辞去电台的职务，专门去各类俱乐部做主持人，为的是更多地接触“变性人”，去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从无意到专门，你跟变性人接触如今已有9年的时间，去年9月，你又只身来到北京，攻读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可以说，你为了解变性人确实付出了很多。那么，相对于付出，你收获了什么？
马钰：收获嘛，首先是自我得到了成长，更加热爱生活了，自身知识结构得到了补充，来心理所之前，我已圆满完成了437ccm必赢国际的心理学大专课程，海医的老师对我鼓励很大。为了揭开自己面对这一群体的许多疑问，我无数次地跟各类变性人和他们的家人交流，同时也通过国内外的书籍、杂志、报纸查找资料，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弗罗姆的《爱与性》等许多国外的专著，以及咱们中国的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著名学者张北川的作品等等，通过研读这些著作，对理解这个群体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不为人理解的“怪异”的生活方式很有帮助。
其次，对变性人理解的增多，意味着对这个群体的宽容和接纳也就更多。现在，如果有机会，我都会向别人讲述变性人生活的不易，呼唤社会尊重并接纳他们。
第三，学术界对变性人的关注，在国外作为课题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但在中国还是个新生事物。我的老师尹文刚是神经心理学专家，早年留学英国，他的教导对我扩展视野帮助很大，这个研究可以说填补了国内这一空白，这也标志着我国尊重生命方面的进步。
记者：你现在具体做哪些行动来关注和帮助变性人？
马钰：现在还仅仅局限于搞一些咨询活动，开导或者解除变性人的心理困惑。在此，提醒要做手术的朋友，手术前一定要做严格科学的心理测试，并与家人充分沟通，否则，一时冲动换来的将是终生的痛苦。目前我正在集中精力写一本有关变性人的书，我出书的目的就是让全社会认识和理解变性人，走进他们的世界。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不要再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们。
记者：最后，你想对我们的读者朋友和变性人朋友说些什么？
马钰：对读者朋友，我想说的是，变性人真的很可爱，接纳他们、拥抱他们，我们会更快乐，社会将更和谐。
对变性人朋友，我想说，兄弟姐妹们，勇敢些，生活会好起来的。“痛苦是人生的最高意义———”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说。
（本报记者 杨文琴 实习生 崔恩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