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爱心奉献

          ——记海医生理学教授邓子夫

佛学上，有“佛相寿心”说;佛院里，也常挂有字法苍劲有力、裱糊精美的“佛面寿心”的题词。

按佛教禅释：“佛相寿心“乃佛释人生的三种境界之一，也是最高境界。即是说，只要您能拥有像佛一样的面相，您就能拥有一颗长寿不老的心。

漫漫人生路上，笔者遇见到的最典型的“佛面寿心”，便是海医生理学老教授——邓子夫老师。

1955毕业于中山医学院的邓老师，毕业后分配本校工作，是海医芸芸教师中，资历最长的老教师之一。

邓老师，宽宽的额头，宽宽的脸，眉毛浓而细长，鼻子方方正正耳朵大、厚且长，慈眉善眼，突口常开，一副活脱脱的佛祖——如来佛相相貌。

邓老师，不但有一副如来佛相，而且拥有一副如来佛的与人为善、 助人为乐的好心肠，拥有一颗博大的爱心。

个人服从组织需要，个人技艺奉献于人民大众

了解邓子夫经历的老同事都说，当过临床外科医生的邓子夫，不但身体壮实适合当外科医生，而且手术做得也很漂亮，可是后来不从事外科实在太可惜。

翻阅邓老师的职业阅历，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海南医专，因当时学校未设附属医院，大学时期外科定科培养的他，便上地区人民医院外科上班。天生外科医生料子的邓子夫，很快就掌握了当时地区医院所开展的全部普外技术，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此外，勤奋好学的他，还掌握了五官科、眼科、口腔科的一些技术。在人们眼中，邓医生是个多面手医生。

1958年的一天，医专领导找邓子夫医生谈话“目前我校临床医生并不缺,最缺的是基础课老师，根据工作需要，学校决定派你到中山医学院进修生理学....。”

虽然以外科为终生职业乃自己的意愿，虽然深知自己的优势是手术科的优势，可生性纯朴、厚道的他，将对党的一腔热爱，具体为无条件服从组织需要。

自1959年进修归来至1999年正式退休，邓子夫老师从事生理学教学四十载，也任生理学教研组(室)负责人四十载。

“天生我才必有用”。悠悠几十载，邓老师将他的外科技术、五官科技术、眼科技术功底，不但成功地应用于生理学实验与科研上，还成功地应用于抢救伤病人、解除伤病者痛苦方面。

1969年，邓老师下放海南屯昌枫木干校，天天干的是伐木、锯木等重体力劳动；天天劳动归来，累的一滩泥似的往床上一倒再也不想起来。

“能者多劳”附近枫木公社卫生院没有经正式培训的外科医生，听说干校来了一位“从大医院下放、很会做手术”的医生，于是，该医院凡碰到外科疑难病例或紧急手术时，都跑来干校找邓医生，而古道热肠的邓医生，不管是半夜三更或是中午休息时间，有求必应，叫随到，在没有一分钱报酬的情况下，他热情为卫生院、为附近生产大队卫生所、为病人义务提供诊病治病服务，忠实履行治病救人的职责。

有一天，一位被水牛角贯穿性扎伤大腿的农民，被送来附近乌坡卫生院。当时伤者失血严重，如不及时输血、不及时手术则危及性命。邓子夫老师见状，二话不说，伸出胳膊：“我是O型血，马上给伤者配血、输血！”

在手术设备相当简陋的条件下，邓老师不但运用自己的外科技术、在设备与同时下放的林博慈医生一起给伤者实施手术，还献出自己殷红的鲜血，将伤者从死亡线上抢教过来。不久，他同样献艺又献血地得救了当地一位肠套叠的儿童。

“一片冰心在玉壶”。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不但感动了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感动了当地群众，也感动了下放于同一干校的《海南日报》记者。不久，《海南日报》首版刊登大篇幅专访报道——《人民需要邓子夫这样的好医生》。

1973年海南医专恢复招生，在以后带领学生下乡实习、实行开门办学的岁月中，点点滴滴、勤勤恳恳，邓老师将他的爱心、他的技术，不计报酬、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伤病人。

在这里仅举两例经他救治的病人——

一天，一位被海口某医院诊断错误、治疗无效的病人，家属慕名用三轮车将其送往邓老师正在开门办学的海口市秀英区水头村。邓老师接诊后摆手让病人不要下车，他就在三轮车上给病人看病，经诊断为肾区脓肿后，他当机立断在该三轮车上用无菌操作给病人行切开排脓术，之后又每天上门为病人换药，在他的治疗下，病人很快就恢复健康。

文昌铺前公社有一年青姑娘，患脑炎引致全身瘫痪，因家贫无钱医治，家人只好将她置于客厅角落一门板上。看到这个花季年华的姑娘被疾病折磨得骨瘦如柴，看到一贫如洗的父母眼睁睁地看到女儿娇嫩的生命之花在逐渐凋零而心焦如焚，邓子夫老师心情很沉重。于是，他带领学生上山采草药，天天上门给病人针灸按摩。在不花家人一分钱的情况下，在师生殷殷爱心的簇拥下，奇迹发生了，经内服草药、外用针灸按摩，半个月后病人坐了起来。继续冶疗，病人站了起来，很快便能独自行走。半年后，传来让邓老师十分欣慰的消息：该病人已能挑担子下地，已恢复了劳动力。据说，当地报刊报道此病例时，归结为神针、草药的效力。

爱心、职责感的驱使，他的研究成果引起

中国热带病专家、国际热带病学术会议的重视

1977年初某天，邓子夫老师在海南医院眼科上班，门诊大厅来了六位来自乐东县的黎族儿童。这六名面黄肌瘦病孩，都具有同一、罕见的体征：双眼或单眼眶周边红肿，有游走性硬结或伴有眼球外凸，医院有关科室组织专家对病孩会诊，没有做出明确诊断。

邓老师本不是眼科专科医生，况且他有教学任务在身，完全可以置之度外。然而，在强烈的同情与医生职责感的驱动下，他随即下到乐东县黎村苗寨调查，发现当地不少儿童患有同样的疾病，再深入调查发现当地儿童麻疹发病率很高。对麻疹后的并发症——眼结膜炎，当地少数民族治疗土法是用从田里捉的青蛙肉捣烂、直接敷贴患眼数天。联想起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用青蛀进行生理学实验时，常常发现青蛙体内有寄生虫，会不会是寄生在青蛙肉中的寄生虫进人眼眶寄生繁殖引起的眼周红肿甚至于压迫眼球呢?

为了证实自己的初步判断，邓老师亲自给患者做手术并将术中取出的寄生虫，喂养猫、狗过后再行解剖，发现实验猫、狗肠道里有该寄生虫成虫的繁殖。那么，这是哪类寄生虫呢?他请本校寄生虫学教研组组长连德润老师对该寄生虫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孟氏裂头蚴虫。之后，邓老师与连老师一起赴乐东县调研、一起收治病人、一起下水田捉青蛙，他将青蛙体内的寄生虫喂养猫狗，一个月后解剖时发现猫狗肠道里有同类寄生虫成虫。

不久，邓老师与连老师合作撰写的《海南眼孟裂头幼病临床观察及流行因素的调查》一文，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此文后来被《健康报》转载）。引起中国热带病研究所一位名叫张惠兰的著名专家的注意，他给邓子夫老师来信了解情况，不久亲自出马带领几位研究热带病的专家，让邓老师带领他们下到乐东县进行实地调查并复查收治的病人。

先后多次下乐东、琼中等地调查过程中，邓老师在当地卫生院，为几十例感染该寄生虫的病人做手术，手术治疗及口服吡喹片相结合，将这些病人从濒临失明的边缘一一解救出来。

几年后，热带病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二十几个国家的有关专家参加大会。会上,张惠兰教授介绍了海南乐东县所发生的眼部感染孟氏裂头幼病，引起与会者的兴趣与重视。会后，二十位专家飞来海南考察，来到海南医专生理学实验室，请邓老师介绍眼孟氏裂头幼病的症状特征和海南流行病情。专家们对邓老师留存的病人治疗前后的照片、蛙体内裂头幼活体标本甚感兴趣。有的专家还拍摄这些照片甚至原始病历作为资料保存。有的专家说，在这之前，曾听说过有这种病但没有亲眼见过；有的专家说对此病闻所未闻。

过后不久，一位泰国卫生部顾问、一位美国热带病学专家来海南考察时，经海南卫生厅介绍，也来海南医专访问邓老师，了解有关眼孟氏裂头幼病资料。

之后，张惠兰教授在热带病学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中，引用了邓子夫与连德润老师合作发表上述论文中的有关资料。

此篇渗透了邓老师拳拳爱心、殷股心血的论文，荣获1982年广东省高教局科技成果三等奖、海南行政区优秀科技成果四等奖。

他以慈父、兄弟般的爱心，关心爱护教研组(室)每一位同志

漫漫人生路,悠悠岁月逝，邓子夫老师在海医工作近五十年，任生理学教研组(室)负责人四十年。

“做为教研室负责人，可以说，我对得起教研室里每一位同志” ，谈起生理学教研组（室）的工作,邓老师如是说。

具有博大爱心的邓子夫老师，对教研组(室)里每个晚辈，都给予慈父式的关心与爱护，每个新来的教师，跟班一年后,必定送进修提高。

教学方面，他带头承担大量的理论课、实验课教学任务；他认真听青年教师的课，热情提改进意见；他手把手辅导青年教师做动物实验；他积极为青年教师联系攻读硕士学位的学校；他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解决新来教师生活上的困难……

他为人宽宏大量、乐观豁达，有时下级偶尔对他的顶撞，他不计较、不上心，呵呵一笑便完事。

在相当部分教师不安心一辈子当基础教师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经他多年培养并已成为教研组(室)骨干的教师，或提出调动、或走上从政的道路或一心想走出国门， 虽然教研室总处于人手缺少的状况，虽然他心里感到很惋惜很失落，可他深知“人各有志不能强勉”而从不为难他(她)们，自己则背负繁重的教学任务踽踽前行。

连选连任的工会主席，三十年以一日

如上所述，悠悠四十来载，邓子夫老师为海南医专、437ccm必赢国际的发展.为生理学教研室的创建与发展，所付的一腔心血，所做的巨大贡献自不待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繁忙的教研工作之余，还担任社会性工作即学校工会主席，做了大量常人难以做到的工作。

屈指一数,邓子夫老师在海医工作近五十年，担任学校工会主席却近三十年。

岁月悠悠，从满头青丝到双鬓染霜，从单身汉到儿孙绕膝，从风华正茂到花甲之年，在全校师生爱戴敬重，在各届领导的认可下，邓子夫老师的校工会主席职务连选连任。

毛泽东主席有一名言：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做好事。

在本职工作之余，在没有任何职务补贴、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当一 名工会主席的确是在群众、为职工做好事。

邓老师做好事的范围很广，从节日组织师生员工外出旅游、召开茶话会、舞会，到署假组织游泳等活动，从定定时召开各工会小组长会议征求职工对工会工作意见到向领导反映职工意见与要求，从职工生病慰问到住院探望，从职工结婚的“红事”到职工殡葬的“白事”，从认真调查职工家庭困难情况到携带学校发放的困难补助金、将党的温暖送到职工心……

古人云“容求无价室，难得有心郎”。可以说，邓老师做了一辈子好事，一辈子做好事。

八十年代中期，时任海南大学医学部主任的徐生淦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海医附院的创建时,亦庄亦谐地说:“建附院，邓子夫老师没有功劳，也有血劳……

做为校工会主席，邓子夫老师不但对工会主席工作十分投入,对学校号召的一切活动也十分投人。1975年，为勤俭建附院，学校组织全校员工到海南侨中挖泥土，用手推车一车一车的运回填平海医附院地基鱼塘。在整个劳动建院过程中,邓子夫老师被谓为“拼命三郎”。他带领全校教工，每天轮班到侨中挖土、运土。有一天，在挖土时,邓子夫老师猝不及防，被意外塌方的泥土埋没，众人手忙脚乱的，将他挖出来送到海南医院。当时，他自感腰部疼痛肿胀，小便出现血尿，血常规见血色素急剧下降呈内出血征象……当时徐生淦老师给他检查，建议拍腰椎照片，拍片结果发现第2 -4腰椎横突骨析、第五腰椎向前滑脱，住院一个月。出院经短期休息，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他又以旺盛的精力，走上讲台(在以后的岁月中,邓老师很少提事)。

谈起任工会主席的往事时，邓老师黯然说道：“85年组织员工到三亚旅游，没想到半路出车祸，那是平生组织最失败的一次活动”。笔者清楚那次车祸的由来，邓老师本人完全没有责任，可对于那次车祸的受伤者，至今他仍然感到愧疚。

“当年，学校职工人数较少，大家彼此了解熟悉，同事间感情也很好。那时，我是红白大事都管……

“说来也巧，我任工会主席期间，主持过十四名同事的婚礼，也操办了十四名同事的葬事……”沉浸于对往事的回忆的邓老师总结道。

八十年代前的婚礼，不管是教师还是职工，不管配偶是本校还是外单位，大都是在学校里以茶话会的方式举行，而工会主席既是策划者，又是操办人，即是证婚者又是主持人，搬板凳，桌子，借盘子、茶杯、热水瓶，布置茶话会场，发放糖果饼干，担当主持人，讲勉励语，活跃会场气氛……邓子夫老师将同事的婚礼当成自家兄弟姐妹的婚礼来办。如今学校数位元老教师如郑博文、朱祖安、符策鳌、汪兆麟、黄光、张岳、等老师的婚礼都由邓子夫老师操办。

红事，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快快乐乐，人们都愿意帮助跑腿。可丧事就不一定样了，特别是将遗体运送家乡。好多人都不愿意掺合，特别当司机的觉得运死尸一是晦气、二是怕传染，都不愿开车。邓老师只好跑东家，跑西家，求这个开车，求那个陪同……

职工病危，他守在床头；职工需要转送广州治疗，他陪同护送；职工去世，他联系火葬场、安排进体运送、举行遗体告别，事无巨细，件件都细心办理。家属要求将遗体运回家乡士葬，他也一样联系运送遗体车，陪同家属护送回家、陪同送上坟地。

组织胚胎学教研组的创办者——高鸿驹老师，一心一意扑于工作上，发现患肝癌时已是晚期，组织指派邓子夫老师与家属紧急护送高老师到广州治疗。病危时，邓老师又代表学校工会急飞广州实行临终关怀。高老师在广州去世，邓老师不分日夜奔走操劳，一边联系办理火葬事宜，一边组织在广州工作的老医专、老同事前往殡仪馆为高教师送行。  

“当年，符策鳌老师的婚礼是我操办；没想到，他的葬事，也是由我操劳……”邓老师唏嘘、感叹道。

八十年代初，正是年富力强的符策鳌老师不幸患膀胱癌，邓子夫老师陪同家属转送广州大医院治疗。符老师病危之时，年关临近，整天以泪洗脸的爱人担心其在广州、在春节期间去世，遗休运回家乡士葬麻项，提出即将符老师送回海南。

“本来我们已买好飞机票，可那天符老师尿毒症合并感染症状加剧，发寒战全身发抖，处于半昏迷状况，我们只好改乘次日飞机。幸好那架飞机乘务员服务态度相当好，将前舱几个座位搬开，我们才能将全身浮肿的符老师的担架抬上飞机，并安置于前舱，而飞机因此而延飞半个钟头。整个航程中，我一直守在符老师身边，一边抚慰他及他的爱人，一边抹拭他伤口流出的污血......。符老师回附院二三天后，于腊月二十八去世。候他断气后拔出身上的导管时，污血流了一床，家属害怕不敢近身。我仔细抹拭他身上的污血并为他换上干净的衣服。之后，我又陪同符老师的家人，将其遗体运国文昌老家安葬,一直将符老师的葬事操办完毕才回家......”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又是年关临近,这位上有老下有小且年过半百者,不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与家人一起高高兴兴地购买年货，快快乐乐地迎接春节,却在偏辟的山村里，在萧瑟的北风中，在悲悲切切的哭泣声中，热心地操办着同事的葬礼......

这一切，只是因为他身上系着工会主席的职务，只是因为他将每位职工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年过古稀的“编外工会主席”

岁月无情，人生苦短，邓子夫老师于一九九五年于六十五岁退休，因为生理学教研组教学人手较少，老骥伏枥的他，仍然接受学校返聘，他慈眉善目的形象仍然出现在讲坛，直至七十三岁才全身隐退。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退休后的邓老师，将退休后的老教师按自主自愿的原则、AA制的付款的方式组织起来，于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在一起喝喝早茶聊聊天，共叙当年创建海医的甜酸苦辣，畅谈各人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虽然隐离主流社会，虽然早已不任工会主席一职，可在海医老一辈职工的眼里，邓子夫老师仍然他们的工会主席。家有喜事,打电话给邓老师分享;家有难事、悲事，也打电话告诉邓老师。而古道热肠邓老师，总是喜他人之所喜，想他人之所想，急他人之所急，哪怕文革时曾经批斗他者，哪怕往昔对他意见者。

一句话，岁月无情人有情，虽然年逾古稀，可邓老师还是当年的邓老师。

海医资历最长,年岁最大的颜书新老先辈，与邓老师一样，生就一副“佛相寿面”，人们都说其一定能活至百岁以上。然而“人有且夕祸福”,九十来岁他，在2002年的一天，因进食饺子噎喉咙行紧急气管切开术后继发肺部感染抢救无效去世。颜老一住院，其儿子便给邓老师打电话。在颜老最后的日子里，邓老师经常上医院看望、陪护颜老。颜老去世后，邓老师指点并协助家人妥善办理颜老的后事,让颜老一家老少十分感动。

林鉴敏老师，一九五八中山医学院毕业分配海南医专，曾任海南医专生理学老师、教务科科长，医专合并海大后，其一直在海大工作。2005年上半年，林鉴敏老师因突发心脏病人住市医院。住院次日，其爱人何玉琪(也是海医一名老教师)次日给邓老师打来电话，告知林老师的病情相当严重.......。放下电话，邓老师立即向陈玉民副院长汇报此情况，并组织一些老同事前往医院探望。当林老师左下肢动脉血栓引起坏疽而医院提出须行截肢术时，何玉琪老师又打电话征求邓老师的意见。此乃专业性问题，于是邓老师上外科徐生淦教授家，请徐教授前住市医院共同会诊。林老师住院期间，邓老师不顾自己已是古稀之年，或打的或坐公车往返六、七次探望。林老师的住院期间，因左下肢坏死、遗疡、腰骶部褥疮，住了几个月医院，其住院费即将突破海南医保规定的“封顶额”。为减轻其家庭开支，邓老师还自动自制伤口敷料并消毒后送给林老师换药使用。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邓老师不但珍惜老同事之间的感情，而且还珍惜晚辈同事的感情，珍惜曾经是上级的老同事的感情。

多年来，每当有认识的同事住院，即使是晚辈教师，如王玉芳、周少元老师等，只要邓老师得知，他都前往医院探望，并主动参加其葬礼。

梁荣先，解放后曾担任海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一九五八年调任海南医专任副校长，七十年代末退休后跟随儿子在佛山颐养晚年。文革前，邓于夫老师曾与梁校长共同主持本校一个科研课题——荔校病的研究课题。

   “梁校长是个好人、好干部、好领导，员工们对他评价都很高”邓老师深情地说。

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邓老师一往情深。他特别珍惜与梁校长一起主持课题研究的感情。几年来，每次出差广州，邓教师都专程前往佛山探望老校长；而重情重义的邓老师的到来，每每给耄耋之年的老校长带来难以言状的惊喜与欣慰。

2004年11月某天，九十来岁的梁校长病危，其儿子晚上打电话给邓老师。邓老师决定买次日早飞机票，打算自费前往探望。当将此情况汇报于陈玉民副院长时，陈副院长指派何启圣同志与他一起代表学校探望老校长，邓老师只好改乘当晚10时飞机，与何启圣同志于下半夜1时多才抵达医院。何启圣同志因工作繁忙于第三日返海南，而邓老师一直守护于梁校长病床前。梁校长长辞人间后，邓老师辗转打所原在医专工作后调广州地区工作的诸位教师的电话号码，并一一打电话通知他们前来佛山为梁校长送行。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人情淡薄的社会里，像这样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像这样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情感!

“我姓牛,吃的当然是草咯!”

坐在邓教授家的客厅里，观赏他的全家福相片。环视其宁静温馨的宅院。邓教授的家庭，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邓夫人不但风韵犹存而且贤淑温存，两儿两媳或现正从医或曾经从医，人人事业有成，个个孝敬双亲，一孙儿一孙女绕膝承欢……

看着邓老师笑容可掬的面容，凝视他一副知足常乐的笑靥 ，笔者突然冒出一个问题“邓老师，从您的阅历上看，您的事业轨迹，您的生活道路，可谓顺利；您的家庭，可谓幸福美满;在您的一生应该没有什么挫折吧？”

“对于生活，我很知足。但人的一生，总会有或大或小的挫折。要说挫析，我的最大挫折，是在文革中、是在住‘牛棚’的日子里”。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席卷全国，自然也波及名不见经传的海南医专，虽然出身良好，可邓子夫老师也没有逃避被批斗、被关押的厄运。当时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状有三大条:其一、做为工会主席，执行刘少奇黄色工会的路线，不抓政治，不抓阶级斗争，只管吃喝玩乐;其二、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以搞课题研究为由，抵制毛选学习；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在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里,邓子夫老师曾住过“牛棚”，曾被强制劳动，后又下放干校。

    生性乐天达观的邓子夫老师，面对突兀而来的灾难，面对莫须有的罪状，“我开头想不通，但很快就想通了。我自我抚慰，一切随遇而安! 睡‘牛棚’便睡‘牛棚’，有一大帮‘牛兄蛇弟’陪伴着呢!强制劳动便强制劳动，反正我身体好，能吃能睡能劳动”。

    谈到文革经历时，邓老师讲起住“牛棚”时的一件趣事。 那时，他与张明勋校长、陈历昌老师等多名老师一起关在设于市一中的一间“牛棚”里。当时，在关押他们的红卫兵的嘴里，这些“牛鬼蛇神”通通只有一个姓——牛姓，于是 ,邓子夫成了牛子夫、陈历昌成了牛历昌等。

    有一天，市一中一队只有初中年龄的红卫兵，见到这些一一被剃成“阴阳头”的“牛鬼蛇神”，觉得很好笑，想寻寻开心，于是喝令“牛鬼蛇神”们排成二行。为首的红卫兵责问排第一行的第一位“牛鬼蛇神”:“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吃稀饭下咸菜”，话刚说完，便遭责骂“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吃坏人民的粮食!”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接着，又问旁边的另一位“你今天中午吃什么?”，“顿顿都是吃稀饭”，又是一顿训骂“你们吃的是人民的粮食，干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勾当!”，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排在第一行第三位便是“牛子夫”，在众人战战兢兢准备挨打中，当问到他时，他的黑色幽默“我姓牛，牛吃的当然是草罗!”，众人轰然大笑，那帮红卫兵也跟着哄笑，之后自觉无趣，于是结束了这场“游戏”。

    就这样，邓子夫老师用幽默、用豁达，用生存智慧，化解了灾难，化解了人生挫折,化解了生活烦恼……

    当听笔者讲述刚回笔者与他的共同的母校——中山医学院参加毕业三十周年同学大聚会归来,邓老师师高兴地告诉我“前些日子，我回母校参加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白发苍苍的老同学都说，你以前耳朵没有这么长，耳垂没有这么厚，后来怎么耳朵越来越长，耳垂也越来越厚了呢?”

笔者半认真半开玩笑道:“几十年来，您修练了佛家所倡导的与人为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普济众生的境界，所以您的‘佛面’越来越显，‘寿心’随之也越来越长。邓老师，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